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

《现代汉语词典》是为落实1956年2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而编写的，在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方面，在我国的语文教育、语文应用及理论研究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被公认为我国辞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一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面临的总任务是建设新国家。普及教育，提高全民尤其是广大劳动群众的文化水平是当时最迫切的任务之一，与文化教育相关的语言文字工作三大任务——文字改革、推广普通话、现代汉语规范化随之开展。1950年6月，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77年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成立，把加强汉语规范化列为研究所这一时期的重要工作，人们迫切需要编纂一部规范化的、以普通话为主体的汉语词典。

　　1953年，语言研究所就已经把辞书编纂及其组织领导工作列入该年度工作计划，1955年，“现代汉语词典（中型）编纂法的研究”被列为研究题目，其目的是“为编纂现代汉语中型词典提供理论和方法的根据”。该题目研究成果《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编纂法》（《中国语文》月刊1956年7—9月号）给《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提供了理论准备。

　　1955年10月，在教育部、中国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举办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之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紧接着召开了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会上，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致开幕词，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做了重要指示。语言研究所所长罗常培与副所长吕叔湘联合做了《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的主题报告，指出：“无论从哪方面看，我们都需要有一个规范明确的、普及各地区的民族共同语。……要更好地完成这些方面的任务，必须首先使汉语本身的规范明确起来。”为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会议提出编写现代汉语词典的课题，建议中国科学院会同有关部门聘请专家组成词典计划委员会和普通话审音委员会，进行筹备工作。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在第9条中责成语言研究所编写以确定现代汉语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的现代汉语词典。1956年4月，哲学社会科学长远规划办公室编印了《语言科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初稿）》。其中第一项“现代汉语规范化”中心问题下列“《现代汉语词典》和词汇研究”题目，给《现代汉语词典》编纂工作做出了规划。

　　1956年7月，为了编纂《现代汉语词典》，新华辞书社（新中国最有影响的汉语规范性字典《新华字典》的编写单位，叶圣陶倡议设立，魏建功为社长，成立于1950年）和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民国时期汉语规范性词典《国语辞典》的编写单位，黎锦熙创建，成立于1928年）并入语言研究所，和研究所部分人员一起组建成多达40人的词典编辑室。

二

　　现代汉语的规范工作在民国时期就已开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的《国音字典》和《国音常用字汇》是确定读音标准的字典，特别是《国音常用字汇》，明确了“以现代的北平音为标准”，使现代汉语的语音规范有所遵循。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编纂的《国语辞典》收录词语10万余条，逐条注音释义，在语文规范上前进了一大步，但由于当时词汇规范标准尚不明确，现代词语资料不足，又以浅近文言释义，只解决了北京语音为标准的问题，离真正的规范型词典还有很大距离，而普通话内部的问题，口语及大量书面语中字词的异读分歧，在《现代汉语词典》才第一次得到比较好的解决。《现代汉语词典》总结了20世纪以来中国白话文运动的成果，第一次以词典的形式结束了汉语长期以来书面语和口语分离的局面，第一次对现代汉语进行了全面规范。《现代汉语词典》是我国第一部规范型的汉语词典。

　　《现代汉语词典》的编写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时期（1961—1978）由吕叔湘主持工作。1956年，吕叔湘担任词典编辑室主任、《现代汉语词典》主编，组织队伍，收集资料，进行词典的编纂研究和编写审定，付出了艰辛的劳动。1957年用了大半年的时间搜集了约70万张卡片的资料。1958年上半年进行试编，逐步确定词典体例。吕叔湘亲自制定的包括宗旨、收词、字形、词形、注音、释义、举例、体例、标注等各方面内容的《〈现代汉语词典〉编写细则》，是现代语文辞书编纂方面具有指导意义的纲领性文件。1958年6月开始正式编写，到1959年3月底完成初稿，修改到7月底完成二稿。1960年年中，《现代汉语词典》试印本分为8册，由商务印书馆印出。试印本收录词语43 000余条，分为8个分册，其中第七分册专门收录人名和地名，为后来的正式出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